林乾：一个讼师家庭的两代上诉史

唐代为人作词状，如果得实，受到官府奖励。从立法的目的而言，鼓励民间对诉讼的介入。宋明时期的相关立法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将讼师完全排除在诉讼之外，并作为严厉惩治的客体，是清代乾隆中叶对“教唆词讼”例的全面修订，这也是“以例破律”的典型。

　　本文所讨论的一个案例，堪称典型。这是因为讼师刘儒恒介入了一桩嘉庆年间非常有名的大案，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讼师的介入，使得该案向事实依归，从而做出公正判决。然而，讼师并没有因为所告为实而受到任何正面的鼓励，相反，按照“新法”，以“积惯讼棍例”判充发烟瘴，自此，讼师本人以及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儿子，进行长达十几年，父死子继，一直进行上诉。当然，结局更加悲惨。

　　本案存留数十件档案，我们从中透视出清代法律运行的诸多“面向”，在官府看来，只要挑战公权力，不管事实本身如何，就意味着对现有社会秩序特别是法律秩序的冲击，因而，此时的法律一再进行扩张解释，即把被惩治的客体贴上“标签”，为同行或相关行为做“警示”。

 

       一、介入

　　刘儒恒介入的案件，在嘉庆年间是一桩大案，被名臣包世臣称为“近世以郁民而成巨狱”之首，这就是寿州大案。

　　案发嘉庆八年，安徽寿州怀宁县张体文家境富有，次子张大有是个武举人，三子张大勋常年在外当差，妻胡氏与大有、族侄张伦通奸，为雇工李赓堂之子李小八子撞见。张大有惧怕家丑外扬，并怀恨张伦，遂于闰二月十九日，下毒砒霜将张伦及李氏父子共三人毒死，然后装点暴死现场。出事后，家长张体文立即报知尸亲张伦之兄张怀、李赓堂之弟李东阳、地保陶忠等人，由于李东阳坚持报官，张家遂以误中食毒报官勘验。

　　寿州知州郑泰接报后率仵作等勘验现场，死者有明显中毒症状，讯问人证时却或称中邪、或称误食毒蘑、或称中煤毒，郑泰因案件复杂，欲速结了事。张大有怕官府查出实情，急寻好揽词讼的贡生孙克伟商量对策，孙称必须多出钱让尸亲撤诉，为此，张大有、张大勋经与李东阳多次讨价，答应出钱二千四百两白银。

　　郑泰此前屡传尸亲不到，因为当事者双方正在背后商讨和息之事。辗转到了七月再传时，李东阳到庭并称其兄是误食毒蘑而死，且出具甘结，郑泰照准不久，调任泗州。

　　不料，这一正常的调任使案情大为反复。原来，郑泰在寿州任上曾将李复春革役，李得知郑泰未将三命之案上报，今又调离寿州，遂教唆李东阳赴省控告，可以讹诈郑泰。张家兄弟也密切注意到李东阳的一举一动，张大勋派人到省城劝阻，几经辗转，郑泰家人出钱五百两，李东阳遂未出呈。

此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李复春并不甘心，他找到讼师刘儒恒写就呈词，向两江总督陈大文告发郑泰，将因奸情而谋害三命及贿和之情呈告，称郑泰令监生张位同管门苏三并怀宁县管门陶四串说，付给李东阳银五千两，且为李捐监生。并附切结，称如诬告，愿甘坐罪。陈大文以李东阳素无寸产，今暴冒捐监，赃私昭著，且三命重案，又牵涉属员枉法，遂于嘉庆九年委派淮徐道鳌图等带同原告李复春驰往查办，鳌图等到寿州提卷查，三命中毒身死，并未详报。为此，陈大文奏请将郑泰革职，武生张大有等斥革。经开棺验尸，检出张伦等三人是中毒身亡，严讯李东阳，承认收受张大勋白银一千两。嘉庆十年正月，陈大文据此上奏，郑泰被革职拿问。为求慎重，陈大文又委派臬司鄂云布亲赴寿州查案，鄂云布审出谋毒案情，但将责任归咎于案发时身体无恙但现已故的家长张体文，这样一来下毒者系遵从尊长指令，可从轻发落。

　　陈大文再次上奏后，改任左都御史。

　　两江总督由山东巡抚铁保接任后，他认为案情有异，驳回安徽另审。此后，接任寿州知州的玉福究出李复春上控呈词乃讼师刘儒恒所写，遂将刘拘押，刘派儿子刘荣先赴京向步军统领衙门具控，嘉庆帝得报后交铁保查办。铁保委派苏州知府周锷、长洲县知县赵堂在江苏隔省复审此案。

　　一直关注此案的讼师任儒同即任忠宣遂正式介入。此时张大勋在安徽省城候审，将案情就商，任提出张必须坚执烘板受毒之词，并令其妻胡氏于承审时，力求自尽，请验羞秘骨。

　　随后，作为富户的张家，用钱打通刑部官员，案件以“烘板中毒”上报，总督铁保据此上奏，并请为“平反”此案的遇昌、周锷等官员议叙。而讼师刘儒恒的命运遂发生重大转折，他因教唆李复春上控不实被逮捕，刘儒恒遣妻刘汪氏千里赴京，在都察院翻控。

　　嘉庆十一年九月，内阁学士初彭龄升任安徽巡抚，审出张大有与胡氏奸情，及谋害三命的事实，上奏既推翻了最初陈大文所上张体文主使的结论，也颠覆了铁保的“烘板中毒”的结论。张大有拟斩立决，刘儒恒代作词状，所控因奸谋毒，系李复春告知，并非该犯捏情唆控，律得勿论。其遣子刘荣光赴京呈控，所控收受银两系属全虚，刘儒恒合依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充军例，发边远充军，该犯腿虽残废，前已问徒收赎，且素日实系讼师，应实发充军，不准收赎。其子刘荣光、其妻刘汪氏俱系听从赴京投递，业已罪坐刘儒恒，应免置议。

　　但张家没有放弃，胡氏在收押所自缢，死前留下血书，愿死检羞秘骨以白冤。胡的哥哥立即到京城控告。嘉庆帝命将张大有暂缓正法，并派刑部侍郎玉麟为钦差驰审此案。铁保见案有转机，上奏为其辩白。案经钦差玉麟与初彭龄等查审，仍以初彭龄所拟判决为是。张大有处斩，张大勋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周锷、郑泰、遇昌发伊犁等地效力赎罪。讼师刘儒恒依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律，发边远充军。而任儒同“依教唆词讼为人代作词状加减情罪与犯人同罪律，应与张大勋同罪，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二、上诉

　　铁保审出所谓实情，主要依据是刘儒恒教唆“因奸毒毙”。刘儒恒派其子赴京告状。据《铁保奏审办刘儒恒之子刘荣先控案》（嘉庆十一年八月十四日）主题是“为遵旨审明讼棍诬奸毙命重案核拟具奏事。”寿州民刘遣子刘荣先赴步军统领衙门呈控藩司鄂云布在臬司任内审办张大勋一案，“减轻情节并该州诬伊讼师酷刑收禁一案，刑部奏奉谕旨，交臣审拟。”铁保将如何平反、审出确情叙述后，关于刘儒恒：“有积年讼棍刘儒恒，籍隶寿州，先曾犯案拟徒，废疾收赎，复又叠犯枷杖，怙恶不俊（竖心），李复春闻其惯于教讼，遂央素识之杨保吉领往，商将苏三许银五百两改为五千两具控，刘儒恒声言李赓堂等三命重案，必得有致死之由，方能耸听，张大勋家道素丰，必无图财害命之事，雇工人即有口角嫌隙，何妨辞退，断难指为仇杀，惟有提出张伦与张大勋之妻胡氏有奸，被李赓堂撞见告知，张大勋恐张扬露丑，将三命毒死灭口，方可图准。李复春以奸情无据向诘，刘儒恒答称，正惟暧昧无据，可以混指，只须填写街谈巷议，道路口碑八字，可免追究。即代作呈词。”后经陈大文审出，将郑泰革职，交安徽臬司鄂云布审讯。此即李复春冒认尸兄图诈，刘儒恒教唆诬告之缘由。以下讲铁保审出不同于安徽的情节。“据刘儒恒、李复春亲笔供招，自认图诈教唆诬控”“刘儒恒以犯案释回讼棍，胆敢捏砌奸款，坏人名节，陷人死罪，迨被拿究，复遣伊妻伊子先后架控，实属恶棍之尤，与李复春厥罪惟均，兹仅照诬告人死罪未决及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分别拟以军流不足以惩刁顽，李复春、刘儒恒二犯均应照凶恶棍徒拟军例，情罪重者改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铁保同日又有“片奏”，为自己“背书”，专门讲刘儒恒一家都是讼师，因为把刘的所谓出主意“因奸谋毒”坐实，才使本案无有转换：再查刘儒恒积惯唆讼，犯案累累。此案李赓堂等中毒毙命，该犯教唆播弄，几至酿成冤狱，若非访拿到案，断难水落石出，该犯被获后，又遣妻、子分头呈控，即其妻、其媳，亦能作词讦讼，实为讼棍之尤，苏省委审各官，知其刁恶，不敢稍示以威，设法推问，始据逐一供吐。今臣又连日悉心讯问，该犯惟俯首供认，无可置辩，刘儒恒又捕风捉影，添砌鄂云布借居孙克伟家作寓，减轻情节等情赴京具控，复因知州玉福将该犯访拿，是以挟嫌诬控，一并牵入，经臣逐条研讯，该犯俱供认不讳，历历如绘，案无疑窦。

　　回过来看刘儒恒遣妻、子赴京控告事情。

　　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朱批时间），步军统领衙门《禄康等奏寿州民刘荣先控案》：刘荣先以伊父刘儒恒无辜被禁、州役抄抢伊家什物，并将伊弟媳殴辱等情到步军统领具控。据刘荣先称，他今年25岁，跟其父住在本州姬刘集地方。（叙述张大勋之案）“本年正月 ，寿州玉知州究出李复春的呈词曾给我父亲看过，就诬赖我父亲是讼师，传去掌责跪链，我母亲赴陈大人前呈告，批委凤阳府查办后，玉知州将我父亲解至臬司衙门监禁，又将我家人李华堂、叔刘述宗传去看押。”州役讹钱、抢衣物。五月十八日，我母到省向新任总督铁大人前呈控，批委臬司发安庆府审讯，鲁知府讯明我父亲并非讼师，至八月内将我父亲并家人放回。叫我来京呈控。因案关刑部，请旨将其交刑部审明办理。

　　嘉庆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朱批时间），《刑部奏刘荣先控案》当天批交刑部（朱批时间显示为十月二十日，与前不符）。经讯，父亲刘儒恒年51岁，母亲汪氏，女人王氏，兄弟刘兴惠。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本州玉福究出李复春所控呈词曾给我父亲修整，就将我父亲传去，诬为讼师，酷刑收禁，要替郑知州报仇。。刑部以“刘儒恒以该臬司审办此案，改轻情节，欲减该州郑泰之罪，并现任知州玉福欲为前州报复，将伊父诬为讼师。该督参奏，迄今将及一载，尚未据审拟到部，殊属迟延。此案前奉谕旨系交升任臬司鄂云布提讯，现在刘儒恒既以该臬司偏断不公等词具控，相应请旨可否将此案改交现任两江督臣铁保提至江宁审办之处，恭候睿裁。”

 

　　三、服刑期间妻、子上诉

　　随后，刘儒恒遣妻具控。寿州大案结案时，刘儒恒以所告不实，被初彭龄判为流刑，而刘是残疾，从此开始其服刑之旅。这也是我们看到的非常少见而又珍贵的在服刑期间讼师的资料。刘儒恒绝不服判，但在强权社会，他唯一的办法是为自己继续申冤。

　　有关后续的情况从刘家的控告可以得知。

　　刘儒恒于嘉庆十二年问拟军罪，发配福建福安县，到配十年，安分守法，惟靠小押糊口。二十二年三月，小押被殴抢，刘儒恒控县，县官以违例批驳，刘家日不聊生，妻子汪氏奔控抚辕，批府提讯。六月，刘儒恒复以鸦片通行、钱粮重耗、教匪不办三款禀府，不批不究，将词匿搁，亦不入卷。而以私开小押拟枷杖，囚押班房木笼，欲致毙灭口，妻子复控督宪，批福宁府究办，本府尚未提案，知县于十月间将刘重责四十，枷示刑房之内，忽于十月二十日夜身死。汪氏尚在府被押，闻夫身死，赴府鸣冤，委员押回县候验，经宁德姚知县相验，云身父系贿差疏（放松）枷乘夜缢死，妻子子见尸口鼻出血，颈有勒伤，泣思先枷示刑房屋内，七日不死，复移枷仓房内，一日当夜毙命，果是差役受贿疏枷，差役同屋连床，岂有见死不救之理？刘儒恒于未死前十日将自书折子一一交存家中，嘱云：如到府刑逼而死，务将此折赴京鸣冤，不意尚未解府，先被县逼害身死，为此，其子嘉庆二十三年遵父遗命，抱原折来京呈控。

　　都察院以案关官吏刑逼毙命，虚实均应究办，必须检验尸伤，齐集人证，彻底根究，至刘儒恒牵控该县，该府不为，听情回护，勒令出具悔罪甘结，是否属实，均应彻查。

　　这份遗折即《刘儒恒为其子蒙冤发配事呈状》，是刘亲笔所写。时年63岁。十二年九月发配福建福安县，抱告子刘则存。

　　案缘嘉庆十年九月，犯遣子赴部控武举张大勋家因奸谋毒三命，奏交江督铁审，乃以烘板蛇毒奏复，拟犯发黑龙江为奴，十一年八月，犯又著妻赴控都宪，奏交巡抚初侍郎玉审明，奸毒贿和俱实，督臬府县降革发台，仍以二次复行贿和之银是五百非五千，拟犯以遣，子赴部告苏三贿和银两不符，审依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例，发边远充军。夫重莫重于三命，莫重于官箴，如犯无此一控，不惟正凶漏网，发台者且得邀议叙矣。且五百业已逾贯，即五千罪无可加，犯既以此科罪，且十年来屡逢恩赦，仍以情节重大不准援减。然犯本愿离乡避仇，发配仍在内地，享太平熙埠（日旁）之福，已沐皇恩于无暨，领罪悦服，不敢复行辩诉，又凟宸聪，携眷十一口到配，十年安分守法，从无被人告发案件。身系残废，妇女幼孩，人地生疏，别无艺业，惟靠小押糊口。（以下详叙被害状）

　　这是一份难得的讼师自状。其妻、子连续控告的结局更为悲惨，妻死、子徒，真正是家破人亡。

　　此案经查，据巡抚委员检验，刘儒恒实系自缢身死，取具甘结。而教匪、吃烟、粮书游方春坚称并无加耗征收，将刘则存照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例发边远充军结案。

　　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刘儒恒妻子汪氏赴都察院控告审验不实。都察院认为：“查刘汪氏之夫刘儒恒初以军犯私开小押，本干例禁，复挟该县批驳呈词之嫌，以不干己之事列款上控，其为生时不安本分，已可概见。今刘汪氏既云为夫鸣冤，乃自称夫死埋冤已不深辨，仅以前案三款砌词续控，显系规避蒸检不实罪名，借端挟制，抑或另有唆讼之人，均未可定。必须将案内各确情再为严切查办。”

　　当年底，闽浙总督董教增审理汪氏控案。董将已解回安徽原籍定徒刘则存解闽。原告刘汪氏解至山东新泰地方病故，刘汪氏应依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例发边远充军。在途病故，毋庸议。刘则存仍维持徒罪。

 

　　余论

　　此案是诉讼时间很长的案件，自嘉庆八年到二十五，长达十七年之久。作为讼师的刘儒恒，对寿州大案的平反，起到关键作用，但仅仅因为为他人写词状时，为了控准，将500写成5000，被充发，而数字的不实如刘儒恒所辩驳的，并不能量刑上有所改变。而到达配所后的遭际更是非人的。他的妻子、儿子都因为上诉，一死、一徒。这昭示所谓的法律判决并非以事实为依据，官府所权衡的是对既有秩序的维护，不允许民间的力量介入公权力，如果有挑战公权力的做法，就将自己带入官府对立者的境地。可以说，就本案而言，与其说是法律判决，不如说是权力裁定更合适些。